2004年是德国伟大哲学家康德逝世两百周年，北大开了一个国际研讨会，他们邀请了一些德国哲学家与中国学者进行交流。快到结束时，有一位德国同行有一点困惑地问：“你们中国人讲的康德和我们讲的康德怎么有一点不一样呢?”学者回答说，不一样是正常的,如果我们讲康德和你们讲康德完全一样，那反而不正常了。
中国人用需要来选择西方哲学的
因为我们在读康德著作的时候,是选择适合中国人需要的角度来理解康德的,想要知道康德对理解中国传统和现实的理论意义、现实意义,这是一个独特的角度。另外,会议论文虽然都是用英文或德文发表的,但这些论文的大部分一开始是用中文写作的,然后再把中文翻译为英文或德文。用中文写作的论文,即使被翻译为外文,仍然不可避免地带有汉语思维的特点,与完全用英文或者德文来思考或者写作的论文,当然有思维和表达上的差异。这是差异,但并不意味着有高下之分,并不是说德国人对康德的理解和解释就有优先权；中国人理解的特有角度,中文的特有表达和特有的思维方式,就一定是不地道的,只有用德文来理 解和表达德国哲学家的著作,才是地道的,不能这样说。实际上,这位德国同行也承认,他从中国的同行身上学到很多原来被他们忽视的东西。这里用得上苏东 坡的一句话:“不识庐山真面目、只缘身在此山中。”
从这么一个故事开始,给大家提一个问题:我们中国人讲的西方哲学,是何种哲学?谁的西方?首先要肯定,现在中国人研究的西方哲学,是现代中国哲学 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。在中国的西方哲学,研究主体是中国人,而不是西方人,使用的主要语言是中文,而不是西文。正是因为主体和语言的差异,西方哲学在中国 和在西方就有所不同,研究的方法和结果会有很大的不同。中国人讲的西方哲学属于中国人的西方,不是西方人的西方。同样,西方人也在研究中国,这就是汉学。 西方通过汉学来看待中国,是西方人的中国,不是中国人的中国。中国人的西方和西方人的西方不一样,正如西方人的中国和中国人的中国不一样。这不是我们要刻 意作出的区分,而是不可避免的事实。自觉地把握这种差异,才会自觉地用中国人的眼光来看西方哲学。
(华译网日语翻译公司摘编)
|
